我走路很慢，但是西里安却比我还要慢很多，我转过头也不能一下子看见他的表情，他好像非常谨慎地有所保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我的腿上，但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这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总是使我感到羞耻，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注意它。

终于到了家，出于礼貌，我问他要不要进屋喝杯咖啡，西里安笑着拒绝了。

“今天有点晚了，苏伊。我家有很好的咖啡豆，也许下次你可以来。”他说。

我不想接话，敷衍道：“哈哈，改天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找个合适的时候，”他说，“至于欠我一个人情的事，不用太担心。我不是那种收贿的条子。”

他这么说，我反而更不安了。如果欠下的人情不能用金钱来还，那到底什么才是它的价格？

我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走开，消失在远处的夜色里。

后来西里安邀请了我一次，我拒绝了。

那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讣告，我的父亲死了，在这封信寄来之前已经下葬，葬礼的事宜是陪在他身边的老幺操办的。母亲走后，家里的新生诅咒彻底终结，也不再有孩子夭折。几个大孩子成人后都离开了家里，谁也没想到最小的那个竟然可以和父亲相处得来，也许是因为后来这个男人很快地老了。

信上说，讣告寄去大哥位于芝加哥的住址时无人收件，如果我有大哥的联系方式，希望我将讣告代为转达。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最差，但我觉得他应该得知父亲的死讯，至少还有一点微薄的遗产需要继承，这是他应得的一份。

我花了一段时间，辗转取得了大哥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去通知父亲的死讯。在电话那一头，他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见大哥像这样哭过，抽噎的声音像极了狗叫。我尝试着安慰他，不知怎么竟然笑出声来，尽管因为不合时宜而感到强烈的羞耻，笑声却已从门缝里溢出去，流向好几公里外的内河，流进那个我们捞起尸体的晚上。我的鼻尖现在还留着在警局里喝到那杯带有抹布臭味的咖啡的味道，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走吧，去看一看她。

不知何时，电话已经挂断了，我还紧紧抓着听筒，眼泪不断落下，在桌上积成小小的一滩。我一直坚信人是独立的，或者说，相互孤立。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然而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尽管不是让人怀念的。

我和大哥没有见面，但他不久就给我写了信，信上没有提到那天电话里他的哭或者我莫名的大笑，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重要。他了解到父亲的具体情况，认为我也需要知道。读完信之后，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命中注定的荒谬。

在我家，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那边的公寓，水手们不住在那里，却经常上那里去。当我上了大学，谈到这件小事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总会揶揄地笑起来。是的，我想也是这样。附近的人都很穷，不是在海上就是在工厂里，很少有小孩儿上学。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都有一股馊了的气味；偶尔在退潮后，岸上会搁浅尸体，我也曾经去看过一次，那个人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在我妈妈失踪前发生的事。

海面从来不会结冰，波浪翻滚起伏，把一切身不由己的死物托上水面。在一个清晨，渔船捞起了我父亲，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进海里的，谁在乎呢？当我正式收到折成现金的一沓遗产，我知道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想起父亲，就像布彻尔终有一天也会忘记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