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朱厚照成功的策反焦芳、张彩等人，固然仓促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拿江西人当靶子，团结了大多数人。
在这期间，原本占据了高位的江西官员纷纷落马，被分食利益。
很多尚未分配职务的新科进士连官职都不敢接，就直接跑路。 联盟书库
可是结果呢？
有了斗争经验的朝臣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迅速地就抱团了。
随后，痛定思痛的江西人也卷土重来，重新统治了朝堂。
当一个势力出现，并且强大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是抽象的，存在的，并且对势力内的所有人，有着共同的驱动力。
挑动政斗党争，从中渔利，这种手段看似高明，但实际上也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自我意识。
这种属于特定团体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经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这里面强大的自我意识，可以和皇权抗衡的时候，那皇权又算什么？
朱厚照主动出手，想要挑起党争，争夺一时的胜势，已经有些饮鸩止渴的意思了。
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历来都有党争，不见得有什么严重的。
但是以个人为核心的抱团，和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抱团，对朝廷造成的危害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的结党，如同胡惟庸案，随着胡惟庸和大量官员的身死，能够直接性的抹杀掉。
后者的结党，如同宋朝时的变法派和保守派，彼此的争斗连绵不绝，随着人事兴替，反复争夺。
这种意识性的结党，只要成型后，哪怕面临强力的打压，但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会像藏土壤里的种子一样突然冒出来。
朱厚照下场的切入点，是梁次摅案。
现在的梁次摅案，经历了朝堂的几度争夺和反复阐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案件了。
随着大明的土地兼并和资源攫取进入下半场，从百姓那里继续搜刮，已经到了无法持续的程度。
“梁次摅案”标志性的开启了大鱼吃小鱼的阶段，实力弱小但是数目众多的小豪强，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这种伴随着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结构重塑，完全具备了意识性党争的前提条件。
裴元敏感的嗅到了风暴降临的气息，已经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与其在这里看着他们斗法，还不如去山东剿灭罗教。
裴元本就过深的牵扯到梁次摅案，很容易就会被卷进这场争斗。其次朱厚照对内廷的腾笼换鸟，也会是“内宫七虎”和“弘治旧人”的一次短兵相接。
裴元和两边的关系都很复杂。
裴元和谷大用的关系不赖，丘公公也放下了自己给他造黄谣的心结，但是和七虎之首的张永已经成了仇敌。
裴元和陆訚开始属于敌对，后来也惺惺相惜。与萧家的关系也还凑活，至少等萧韺气消了，双方还是存在合作的基础。
在这种时候，裴元要是被迫站队，那可就太被动了。
朝堂的拉扯密不透风，那种沉闷压抑了许久的情绪，一连持续了好几天。
多日不曾露面的魏讷，终于在观望了一阵风色后，跑来智化寺和裴元相见。
等到裴元弄清楚了这位大叔的操作，也情不自禁的“卧槽”了一句。
原来当谷大用在朱厚照跟前念叨完李福达的事情后，格外重视北方边患的朱厚照就上了心，让内阁立刻把贴黄奏本递交过来。
现在内阁中做事的只有李东阳、杨廷和和费宏。
听说天子询问李福达案的奏疏，费宏倒是很老实的打算翻找一下给天子递过去，但是李东阳和杨廷和齐齐反对。
因为这件事很不寻常。
天子所有应该知道的奏疏，都应该是由内阁处置之后才能呈上去的。
除了内阁，只有通政司有权力拿到那些奏疏。
内廷的内书房管理的是底档，那是在内阁的贴黄处置意见出现纰漏的时候，才会启用底档对照。
可通政司想要向皇帝汇报某件奏疏的内容，必须得提前向内阁报备。
这是当年“三杨”打下的江山！
李东阳和杨廷和不知道皇帝是从哪来得来的消息，但是两人一致决定，要程序性的拖一下，表达下内阁的态度。
程序性拖延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因此杨廷和与李东阳，紧急让中书舍人把贴黄文本抄了多份，然后给兵部、户部、刑部、吏部发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