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若是按照苏允所写的四书五经以及配套的方法来做事，却是能够真正做出实事来的。

这可是真了不得。

众多太学生似乎找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来，学习的热情顿时更加暴涨起来。

而汴京里的其他读书人也是闻名而来，在苏允的公开课中听讲，一时竟是成了一种风尚。

苏学之名一时间也竟是风靡了起来，众多读书人宴饮来往之时，无不以讨论苏学为荣。

而这种风尚，也在京朝官之中蔓延。

近来司马光的身体不是很好，从他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后，身体便渐渐不好起来。

司马光自觉身体已经扛不住，于是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并允许他免去朝觐，乘坐肩舆，每隔“三日一入省”。

而他最近的精力主要放在废除免役法以及青苗法上，他得知苏允在太学讲学的事情，自然是有心人告知他的。

哦，这个有心人叫程颐。

程颐告诉司马光，说苏允在太学散播一些反对废除新法的言论，为新党做伥。

司马光听说了这个说法之后很是关切，不过却没有听从程颐所建议的直接禁了苏允的讲学，倒不是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而是他对苏允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存有敬意的。

而且，司马光知道程颐与苏允之间乃是存在着龃龉的，毕竟一个理学，一个苏学，可是存在着道统之争的，因此司马光还是存着谨慎的态度。

司马光使人去太学取了苏允的讲学笔记，司马光看了之后，虽然心中有些不喜苏允在军事上的态度，但在其他方面却是感觉没有倾向上的问题，甚至觉得苏允在经义上的造诣已经是当世第一人。

司马光最为人称道的是《资治通鉴》，但他在经学上的研究亦是颇为精深，尤其是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尤为精深。

司马光素来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同二程的观点相比，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

司马光从苏允的经义研究之中看到苏允的研究方法与自己颇为相似，都是史经并重，因此颇有好感。

于是，在看到苏允近来不讲三国只讲经义后，对于军事上不再多讲，便不想多生枝节。

毕竟当下要废除青苗法、免役法已经引起范纯仁、苏轼等人的不满，若是再禁苏允的学说，那可能会影响到对新法的废除，反而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司马光将此事搁置不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