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口袋里的那封信掏出来，摔倒老廖的脸上：

“老子以前疯过，现在老子他妈的好了。”

说完我头也不会地往前走，老廖跟在后面，我拦了辆出租车坐进去。正要告诉司机去哪里。门被打开了，老廖把我从车里拉了出来。老廖的劲很大，我没站稳，整个人摔在马路上，立刻一阵钻心的疼痛传了过来。

看下去，血已经洇了出来。把裤子卷起来，我的腿磕在马路牙子上，裂开了很大的一个口子，肉也翻了上来。

我看了伤口，倒不觉得那么疼了，只是全身是汗。老廖把T恤脱下来，我没拦住。老廖用T恤把伤口给包扎好，扶我上了车。

我靠在他的身上，尽量想把腿放平，老廖想要坐到前面去，我按住了他。他轻轻地搂着我，我的头靠在他的下巴上。他的脸上湿湿的，能听得见他粗重的呼吸。

在医院缝了几针，并无大碍。老廖送我回家。

“你的脾气真是见长。”在车里，老廖调侃着我。

我动了动脖子：“喝点酒就是爷们。”

老廖拍了拍我的脸：“本来你就是个小爷们阿，你还是那样，一点都没变。”

我抽了口气，鼻腔里全是委屈的味道。

老廖接着说：“这下可好了，让我给破相了。”

他伏下头：“你怨我吗？”

我仰头问道：“你怨过我吗？”

老廖看着我：“想过要怨你，”他的眼里慢慢蓄起了泪水：“可是我对你，就是怨不起来。”

第二十九章

那年的春天有点不同寻常，老廖回来了，这次是真的。我退了房子，搬到老廖那里。那是在衡山路上的一个翻新的老公寓。有个很大的露台。挺好的一个房子，但是被老廖住的十分邋遢。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打扫。光是露台上的烟头就扫出一堆。

那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了点钱，可以舒服点了。每个周末我们都乐此不疲地逛家居店。虽然以前住得邋遢，但是老廖其实眼光一流，本来我还以为买这些东西要靠我了。其实家里的布置还大多是他的主意。一是因为他眼光还不错，二来他还是那么固执，我也乐于如此。最后我就提了一点意见，我说咱家里酷是酷，就是有点冷，应该加点GAY的味道。老廖非常同意。最后的结果，我们把家里的灯都换成了紫色的灯罩。

春天快完的时候，有一个词开始频繁的出现——非典。开始是网上的传言，慢慢地有真实的消息传来，我和老廖的父母住的地方离那几个部队大医院都很近。利用周末，我们都回了趟北京。父母还好。虽然担心，但是当时还没到后来那么严重的地步。

等我们回到上海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居委会在我们楼门口贴了个告示，所有从病原区来的人，必须到居委会报道，而且还要隔离至少15天。我们老老实实地去报到。结果就是我们被要求隔离。我问了公司，公司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让我暂时在家里上班，过了一天，正式的政策出来了，我，作为一个从疫区里回来的雇员，被建议在家工作，12天以后回公司上班。

这让我们一下子就在社区里出了名。大家都在议论着楼里住着两兄弟。刚从疫区回来。虽然没有防疫的人上来消毒。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引起大家的恐慌。我们开始的两天真是闭门不出。但是老廖的餐厅里有几十号人要操心呢。所以后来每天天不亮，趁人少，他溜出去上班，晚上天黑了再悄悄溜回来。我们都笑说，非典有没有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这贼是做得越来越像了。

邻居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好心人，每天都有人帮我们把菜肉放在门口。其实也不用我做，老廖每天都从餐厅拿回一大堆好吃的。我的脸很快就成了圆圆的熊猫脸。我有点沮丧，非常自卑。老廖一直说我要是再壮点就好了，但是连他都开始觉得我有点胖过了。所以离卫生当局的要求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晚上非常没有公德地出来遛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