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院子，站在路上，我看着里面的房子，普通的一栋五层小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廖现在呆的房子。如果是，我不知道老廖在哪一扇窗子里面。我站在那里，看不出个究竟。
王惠站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说道：“赵鹏，对不起。”
我看了看她，经过这么一折腾，她显得十分憔悴。我抽出胳膊，揽住她的肩膀，说道：“你别这么想，不是你的错，我想老廖也不会怪你的。”
王惠靠在我的肩上，眼泪又流了下来。说道：“说实话，我真羡慕你们。”
我说不出话来。觉得有点感慨，我们是一对平凡的恋人，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感情，没有奢望过朋友和家人的接受和理解。如果因为这件事，我们才有了个真正了解我们，祝福我们的朋友。这代价未免有点太大。
我搂了搂王惠，说道：“不用羡慕，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第十八章
经过一番辗转，我和老廖在新加坡的妹妹取得了联系。她决定马上回来，现在最要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廖，另一个就是老廖母亲。老廖那边我们这些朋友会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家长这一头的工作还要她来做。
老廖的妹妹搭当晚的夜航飞机回北京，我去机场接她，早晨六点，天还没亮。高速公路上一路黑暗，对面的车闪着大灯，呼啸而过，远方的地平线一片漆黑，没有云彩，也看不见星光。北京冬天的早晨，干燥，寒冷。
我站在出口，在人群中搜索着老廖妹妹的面孔，入境的人流，多是些赶回来过年的旅客，一拨又一拨，或疲惫或兴奋。因为有了心事，再看他们，每个面孔后面仿佛都有了故事。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人群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她和老廖两个人真的是太像了。自从知道老廖出事的消息，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怎么办，怎么和老廖的家人说，怎么和老廖的公司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把老廖给弄出来。但是想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突然间好象他的影像在我的头脑里消失了，我再怎么努力，也想不起他的样子。我就是想象不出，这么一个骄傲而体面的人，在那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遇。但是在看到她的一刹那，突然间，老廖，带着笑容，闯进了我的脑海，分外鲜明，生动。
我把她送回了家，头天晚上，和她通话后，我已经去过老廖的父母家，大致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经过，欣慰的是，老廖的母亲表现的非常冷静。这让我们都放下了心。我回到公司，和老板请了假。在我们公司这样的请假非常少见。我的老板很不高兴，我告诉他。晚上我可以回来上班，但是至少春节之前，我在白天没法保证自己的时间。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样，一定不要让老廖在看守所里过年。
但是我们都还是想得简单了，其实从开始，问题就是老史的身份，所以不管我们找到谁，每个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带点意外的争执。但是因为对方身份的特殊，就有了使馆的介入，所以情况就变得格外复杂。而且如果情况严重的话，是有可能被判处劳教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是从使馆那边我们得不到任何消息。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各种理由瞒着老廖的公司。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去寻求老廖公司的帮助了。因为老廖的公司恰好也是一家欧洲的公司。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大公司的做法都是尽量去给自己的雇员提供帮助，当然如果问题得以解决，雇员也要自动离开公司。
他的公司出面后，果然原来很多不畅的消息就有了新的进展。但是春节之前就解决的希望是没有了。那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春节，王惠没有回澳洲过年。我们一起还有老廖的妹妹一起为这件事奔波着，我们辗转得知老史已经痊愈出院，现在应该回到法国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希望这是个好的讯号。
新年之夜，我和王惠特地跑到昌平去放鞭炮，我们买了能买到的最大最长的一挂，点着后，长长的鞭炮甩动着闪光的尾巴，发出巨大的声响，响亮，坚决。周围都是从城里特地赶来放烟花的人。各色璀灿的焰火从四面升起来，绽放在夜空里，映亮了整个天空。人群中，到处都是兴奋的叫喊。我们站在夜色里，默默地看着这五彩明亮的天空。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但愿这除夕的焰火可以冲散所有的晦气，可以让老廖快点，快点回来。
老廖出来的那一天是正月初五，经过十二天的奔波和等待。律师通知我们，老廖没事了。我和老廖的妹妹去接他。那是个寒冷的早上，我们在院子里等他。有人在放鞭炮，声音很远，并不密集，一下一下的。等了很久，院子东头的大门开了，老廖走了出来。看上去他明显地瘦了，老廖的妹妹冲过去，和他拥抱在了一起。老廖边安慰着哭泣的妹妹，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约了王惠出来吃饭。我们边喝着酒，边听老廖聊着这些天在里面的经历，大多是一些笑话。慢慢地，王惠喝得就有点多。一个劲地道歉：“老廖，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那种惹事的女人。特招人恨。”
老廖说道：“瞧你说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
王惠不明白：“谢我什么？”
老廖握住我的手，说道：“没有你，我就不会认识赵鹏。”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洗手间走。已经喝得不少，走得摇摇晃晃，视线也愈来愈模糊。洗手池还有人在洗手。奇怪地看着我。我顾不上这些，站在那里，眼泪流了下来。一会儿，有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转过身，老廖也红着眼睛，他伸出手臂，我紧紧地抱住他，哭出了声。
第十九章
老廖回来了，除了和王惠吃饭的那一次，我们再没提起过他在里面的事情。有意无意地，我们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象个恶梦，醒了，就过去了。老廖离开了公司。开心地表示打算在家里做一段时间的住家男人。当然老廖还是住在他父母那里。每周来清华西门的那几天里，我会尽量早点回来。车到五道口的时候，我会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快到了。老廖会忍不住和我唠叨唠叨晚上的菜谱。在那些冬天的夜晚，爬过黑黑的楼梯，推开门，一股热气扑过来，透过厨房门上的玻璃窗，一片狼籍中，看见老廖结实而厚重的背影在里面忙活着…我敲敲玻璃，老廖回过头，看到我，给我个鬼脸。挺高兴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我也会问起他找工作的事情，老廖总是轻描淡写的不愿多讲。老廖做的那一行比较专业，全世界就那么几家公司在做，圈子小得很。消息会传得又快又彻底。我问不出来他找工作的状况，如果情况不顺利，也许会是这个原因。老廖是个骄傲的人，如果他不愿讲，那我最好相信他，相信他作为一个男人，自有他的担当。
与他的落寞相反，那时候我自己的工作却正在上升期，虽然辛苦，但是总的说来顺风顺水。为了能多和他在一起，我开始的时候经常把工作拿回家里来做，如果有深夜的电话会议就在家里用手机打过去。如果是以前，老廖会安静地在我旁边看书，并不时地和我捣捣乱。会后再听我八卦一番。告诉他客户又怎么骂我了。但是在那段时间，我们的交流在有些时候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我尽量不谈我工作上的事情。慢慢地，我也尽量避免在家里开会了。
北京的四月里，常有风沙。那一天我在中关村参加完一个会议，刚出来就刮起了沙尘，等车的功夫就已经是一身的土。我决定直接回家。打开房门，音响里正放着音乐，老廖的大衣搭在椅子上，人还穿着西装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穿成这样，应该是去面试了。
我不知道他会来，有点意外，但是我没有叫醒他。熟睡中的老廖，眉头紧锁。双手握在胸前。随着呼吸，上下起伏。我轻轻地坐下来，一段温暖而抒情的音乐后，一个女声响了起来，渐渐地从安静到激昂，充满虔诚和忧伤，这首歌是歌剧《Norma》里的那首《圣洁的女神》。被老廖设成了重放，歌声停了，音乐又响起。反反复复。我听不懂歌词，但是在这个下满风沙的下午，我看着熟睡中的他，想着什么时候车里连个磁带都没有的人，也开始听这样的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