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完全变成了一团浆糊，难以抑制地大笑起来，嘴里的血沫呛进气管，口水从嘴角流出来，笑声里夹杂着咳嗽和干呕。他恼怒地大吼着：“你他妈在笑什么？”我抬起眼睛看他，他后退了半步，拔出枪来对着我。

我终于想起来，我的确曾见过他，就在我的药店里。我们的小镇探长绕着药店货架转了一圈又一圈，趁着没有人的空档，突然快步走到收银台前，当时我在看报纸，报纸上有半个版面是关于赛马的消息。

“我失眠，”他说，“给我一点药。”

我告诉他这里有一些彩色的小药片，蓝色的吐诺尔，红色的速可眠，橙黄色的维生素，随你选择。

他说他感觉疼痛。

那么，也有阿司匹林。如果不那么严重就吃布洛芬。

“不，不对。”他说。他闪烁其辞而长篇大论地向我解释说他身体很好，只是感到莫名的痛苦。我明白了，这大概是心理上的问题，你老婆出轨吗？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问。

我告诉他，毫无理由地心痛时吃阿司匹林也会有效果，因为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安慰剂——我没在开玩笑，请你务必不要砸我的柜台，这是玻璃做的。

“你是医生！”他朝我大吼，“如果你他妈连病都不会看，干嘛要开药店？”

我把报纸平铺在桌上，摘下眼镜，压住报纸的一角。我从抽屉里拿出手枪，放在柜子上，心平气和地告诉他：“如果止痛剂都没用，不如试试这个。”

我记得他当时暴跳如雷。他拔出配枪，枪管抵着我的下巴，就像现在这样。不同的是，我那时候吓坏了，现在却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往地上吐出嘴里的一小片碎牙。我和他都在发抖。

房间非常闭塞，像一只密封的罐头，我闻到失败。

我想到他把他的小侄儿抱在腿上，这个孩子呆呆地望着墙角，像人偶一样，任由他摆弄。这个孩子看上去一点也不漂亮，那些鼻梁上的褐色雀斑，招风耳，胳膊上未褪的红疹，看起来脏兮兮的，又矮又小，一脸麻木，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没有谁会比他更像个孩子。

“你愧疚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起来，死死盯着我，腮帮子鼓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感觉他又要揍我了，紧紧闭上眼睛——

咚咚。不疾不徐的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