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个女人怀着身孕，孤身在魁北克的冬日阳光下得知了丈夫远在南半球的死讯。

“我们不得而知当年她听闻此信之后的痛苦，但三十年后，当她腹中的孩子长到了足够高大到为他们沉冤昭雪的年岁，若泉下有知，她当一定会想……”

“会想什么？”任姝涵问。

薄迟放下吹风机，顺手拿掉任姝涵举起的手机，垂首吻了吻他的耳尖，近乎敷衍地真诚回答：“什么也不想。”

太过似曾相识的答案，不过任姝涵不屑与他掰扯台词的原创性，只是闭上眼睛向后抓了抓被吹得暖烘烘的头发，心不在焉道：“你律师的辩护词是否过于煽情？”

薄迟在镜中赞同地点了点头：“我会提醒他删掉多余的抒情部分。”

一小时前，在“三十年后的这一天”，也是任先生初审结束的这一日，任姝涵送给了薄迟一个意料之外、但也大约是他最想要的礼物。

“很抱歉说得晚了，但我的确是今天下午才确定的。”

嘴角被咬破，说话时一牵扯到就流血，任姝涵随手拂掉薄迟用手帕专注为他擦拭伤口的马后炮，字句清晰道：“有个证人，就是那个真正害你爸爸去世的凶手，他还活着。”

事关重大，任姝涵放弃了任何可能卖关子的磨蹭句式，也顾不上安慰明显僵了一瞬的薄迟，只是尽量条理清晰地加快语速道：“我爸爸之前给我留下过一些暗示，你给我讲完那些过去的事，我就一直在想。前段时间大概猜出来你说的那份‘证据’是什么后，现在也基本确定了那个人的位置。虽然我有把握他短时间内不会被别人找到，但你最好还是现在、立刻，在所有可能的意外发生之前先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