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朱常洛也很清楚，这对于大明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灾荒之年，朝廷雇佣劳动力的价格是很便宜的，这点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是很重要的。

而且朱常洛一向认为，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朝廷能够从土地上所征收的赋税是不多的，必须要发展工商业才行。

但是朱常洛也很清楚，要想发展工商业，就必须要改善现在大明的交通情况，尤其是陆地交通，现在别说是商贾，就是大明朝廷运输各种物资，损耗也是非常之大，尤其是粮秣等物资，运输损失极为惊人。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万历初年，朝廷要大力推动改折，主要的原因就是本色的转运损耗实在的太大了，大到朝廷和百姓都已经无法承担的地步。

所以要发展工商业，降低朝廷在国内进行各种物资转运的损耗，这样才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所以朱常洛下旨给工部、北直、山东、河南，商量进行大规模以工代赈的事情，主要就是道路的修整。

本朝道路的修筑在朝廷是由工部下属的都水清吏司负责，其核心职责就包括修筑道路、津梁。地方官府负责具体执行。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的提调官需时常巡视桥梁道路，随时修理。此外，还发展出如蜀道“交树交印”等制度，将道路两旁树木的保护责任与官员交接挂钩，以保障道路设施的长期完好。

大明开国初年，尤其是成祖朝，由于朝廷军事行动比较频繁，对于道路还是非常之重视的，这个时代整个大明的道路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但是随后承平日久，地方官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这使得大明现在的道路已经是十分的破旧了，尤其是整个北方的道路，早就年久失修了，而且大明对于这些道路的修筑其实还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

修筑路基时，会先挖去浮土，直到坚实的土层。例如，在沙土地段，会挖除浮沙二尺许，然后下椿木数百根进行加固。

同时对于路面也是要进行夯筑的，大明的官道普遍采用夹板夯筑法 ，即用木板固定路宽，逐层填土夯实，每层厚度仅五寸厘米，最终形成高出地面约一尺半的高路，以利于排水。夯土时还会用到夯木、硪、辘轳等工具。

现在修筑道路最好的就是三合土，它由石灰、陶粉、碎石按比例混合而成，有时还会加入糯米汁以增强粘性。这种材料经久耐用，强度高且耐水冲刷，由于北方多是平原，其实官道的修筑从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路基以夯土为基础，路面则根据等级铺设青石、卵石或碎石。为方便排水，路面常设计成中间略高、向两侧微倾的弧形，两侧再辅以排水沟。

在之前，修筑这些道路的经费是很庞大的，经费来源多样，包括官府拨款、工部银两，以及士绅商民的捐助。在一些情况下，官府还会向使用道路的大车收取修路钱，作为购买砖石和雇佣工人的专项经费。

不过在现在的条件下，朝廷要想用三合土来修筑官道，确实是有点奢侈了，不过朱常洛命令李之藻和宋应星等人，研究最简单的钢渣水泥，这种水泥是最简单的建筑材料，将石灰石、粘土磨成粉末，煅烧成熟料，然后与炼铁后剩余的矿渣共同磨成细粉即得。

大明在遵化等地有大量的官营铁厂，每天都有大量的炼铁废渣产生，北直隶本来就有大量的煤炭等，对于朝廷来说，现在雇佣流民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

朱常洛当即命令北直、河南、山东和南直地方官府，招募流民，在工部的组织下大修官道，对于朱常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四条直道。

第一条就是从京师出发，经由通州、蓟州、永平府然后由三海关进入辽东，加强辽东与内地的联系。

第二条是从京师出发，抵达通州，然后与大运河平行，从山东抵达南直隶，加强京师与山东、南直隶的联系。同时还要分出一条大路，从济南府到登州，联系山东沿海和内地。

第三条道路就是从京师出发，经广平府、大名府、开封府、汝宁府、南阳府，联系湖广襄阳府，加强京师与河南、湖广的联系。

第四条就是从开封府出发，联系陕西和山西的道路，发挥河南作为中原要害的作用。

朱常洛是很清楚的，大明的灾荒很显然一时半会是无法解决的，北方恐怕会遭遇连续多年的灾荒，朝廷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运力，将南方的粮食向北方多路调运。

除了现在的漕运和海运之外，直接通过陆路将湖广的粮食运输到河南，然后再向山陕转运，这样才能够保证大明朝廷调运粮食比较容易。

朱常洛命令从京通仓调运粮食一百万石，其中三十万给北直、三十万给山东，四十万给河南，作为朝廷拨给三省的赈济粮食和以工代赈的工本。

命令地方官府巡抚招募流民，分段施工，务必要保质保量的完成工程，同时河南和山东还要负责运河的疏浚与黄河堤防的加固，决不能出现黄河决口的事情。

大明实在是禁不起母亲河的肘击了。

朱常洛的诏书下达之后，首先反对的就是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兼司农寺卿汪应蛟，作为现在大明负责仓储的官员，他已经对于京通仓加以点验，如果按照朱常洛的上谕执行的话，京通仓调拨一百万两出仓，整个京通仓就只剩下储粮二百三十六万石了。

这是大明从来未有过的数字，正常水平下，京通仓必须要保证四百万石的存粮，才能够保证朝廷的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