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小梦提到的两次伤害，如果继续调查，意味着还要进一步的取证。张南南提到，理想状况是一次性取证，但有时候被害人不会一次性讲出所有的受害经历。司法社工参与后可以缓解孩子的紧张感，给予情绪支持，用符合孩子年龄阶段特点的表达方式引导孩子提供信息。

在询问阶段，张南南提到，如果用“为什么你没有报警？为什么你没保护好自己？为什么是你？”这样的句式，会使很多未成年人觉得是自己的错，从而不敢说出自己遭遇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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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张宜鹏介绍，作为青少年保护的社工，他们需要努力和孩子沟通，耐心等待她们的沉默，反复跟孩子们强调，她们的想法都是重要的、是值得被尊重的，从而给孩子们信心。

她曾遇到一个案例，女孩冬冬被母亲的男友猥亵，因担心影响家庭关系，她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有一次母亲和男友吵架，冬冬才告诉了母亲。在气头上的母亲报警，但由于时间太久、证据不足，最终难以立案。而心情平复后的冬冬母亲开始怀疑冬冬是否胡编乱造，也并没有和男友分手。张宜鹏介入后发现，冬冬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她不断告诉孩子，没有立案也并不代表是自己错了、对方没有问题。

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张南南和马金梅对被害人家属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受访者供图

破碎的家庭

在长期服务中，张南南开始了解到，小梦家庭监护缺失且监护不当。小梦的妈妈总是用错误的方式去管教孩子，而爸爸则常常只是口头关心。多年来，小梦的姥姥姥爷负担她所有生活照护，父母很少提供抚养费。

随着案件调查一起出现的，不仅有小梦妈妈的指责，还有附近邻居的流言蜚语，“一个未成年少女，跑去和陌生人住一起”“一天到晚不回家，在别人家到处留宿，成什么样子。”

小梦时常告诉张南南，比起谣言，最让她受伤的是她妈妈。有时候深夜，小梦会拨来电话，让张南南听她妈妈所谓的“教育”，大多是“你这么点大你就干出这些事情来”“行为不检点，让我们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等类似的话语。

在一个“熟人社会”的社区，小梦的亲戚们纷纷上门“出主意”，施害人的家属们也“想来求得谅解”。这无疑给小梦再次造成伤害。张南南去小梦家总是看到小梦躲在小房间，门窗紧闭，一个人对着墙发呆。张南南不得不为小梦申请了三周的临时监护，带着她住在所在机构的员工宿舍。

张南南还发现小梦妈妈在金钱方面“不对劲”，她将这些发现告诉了检察官。检察官约谈了小梦妈妈和更多亲人，才得知她挥霍了本该用于小梦上学和治疗的司法救助金。为此，检察官为小梦变更监护权，由小梦的姥爷负责监护。

张宜鹏也在走访冬冬的家庭后，评估到母亲监护存在缺失。当地检察院随即向冬冬的父母发送了家庭教育令。

在未检检察官封雪的观察里，涉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其案发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咎于被害人的家庭监护缺失，比如家长是否关注到孩子情绪上的变化，是否倾听孩子在学校遇到的困难等，是否了解孩子接触的人和信息。其次，性教育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崔永华教授曾提到，“对于孩子来说，发生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周围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应对方式。”父母一定要及时向孩子传递出：这并不是你的错，爸妈会保护你不再受到任何伤害，你依然值得所有人喜欢。

事实上，在缺乏外界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不少父母自身也往往很难消化和理解事件所带来的伤害，甚至产生应激反应，更不用说给被害儿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张南南遇见过一个女孩，侵害发生后，女孩的父亲和侵害者打了一架，直到有朋友告诉他，他才知道侵害事件得报警。

深圳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王琴提到，社工们常常会在晚上接到案件委托的电话，这时往往是家长已经下班，全家人洗完澡准备睡觉，孩子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才告诉父母。

“没有告诉家人”也是未成年遭受侵害后常常会出现的状态。张宜鹏分析，孩子这时候的心理会非常复杂，比如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恐惧破坏亲属关系；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儿童尝试揭露受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