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了妥协，我’死了’，他们选择跟亚圣书院私了，跟李建业私了，他们让人拿钱买断了我这些经历，拿人手软。

现在我又’活了’，他们怎么面对？……呵呵，对他们来说，可能我死了更gān净吧。”

与几名刑警相比，张雅兰的情绪反倒显得十分平静，历经磨难的她本该在家里得到亲人的安慰和支持，显然，并没有。

张雅兰继续道:“我在家住了三天，带着孩子，这三天里，我的父母一直暗戳戳地商量着，我只能等待他们商量的结果。

第四天，他们把我叫到饭厅，我们坐在餐桌前，那是一次特别正式的谈话。

真是讽刺，以前家里住小房子的时候，我想象过，什么时候能像电视剧里一样，一家人坐在一个正儿八经的餐桌前，而不是吃饭也要在茶几上凑合。

现在倒是都有了，就是变了味道。

他们是来通知我最终决定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孩子必须送走，他们觉得孩子是我的污点；

第二，这一年的事不准提，他们嫌丢人，同时也害怕已经到手的房子、车、钱出什么岔子。我爸连理由都帮我编好了，就说我这一年抑郁了，看病去了；

第三，我必须从形象上做出改变，瘦下来，不再浓妆艳抹，用他们的话来说，‘像原先一样，有个学生样子’，然后就是回学校，考大学。

他们让我跳过这一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这话说出来好简单是不是？有点可笑是不是？

可我真的考虑过，我真的，真的试着按他们说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