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说，“你烧得很厉害。”然后他就推门出去上学了。现在是清晨，时间还很早。在他走后，我仍然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羞耻，如果不是我浑身酸痛、动弹不得的话，我就会打开窗户然后跳下去。我被拒绝了。尽管理智上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却还是难以接受。满怀耻辱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努力地下床去尿尿，然后又剥了一片止痛药吃，以防我头痛。

吞下去的药片起效很快，接下来的时间就几乎全在昏睡里度过。到第二天中午，我终于退了烧，感觉有点虚弱，但总的来说还不错，于是我赶去芝加哥，向我的一个主顾解释为什么在约定好的时间里我没有出现；除此之外还和我的伙计大吵了一架。

“以后再也不要把东西卖给赊账的人了，”我说，“否则你就替我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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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找到时间去西里安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日，当天早上，我路过邮筒，将准备寄给匿名朋友的信投了进去，而且就在这一天，我和布彻尔起了一点争执。

当时我们在厨房吃早饭，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事，于是对布彻尔说起探长下葬那天，有人砸破了我家玻璃，把乌鸦扔进来的事。

“我还换了一块玻璃，”我说，“那时候你不在家。”

“什么？”他说，“厨房的玻璃都是旧的。”为什么在这种小事情上也要质疑我呢？我于是和他争论起来。然后我们各持己见，去看了厨房的玻璃，每一块的脏污程度都差不多。一块新玻璃是不会这么不干净的。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忽然大为光火。

“你是想说我出现了幻觉吗，布彻尔？”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他澄清得很快。可是我却感觉到，他是因为妥协才这么说的。

我感觉有一点郁闷，怀着这种沉郁的心情做完了手头的事，然后前往西里安家。我敲了一次门，没人应门，所以我不得不更重一些，又敲了一次。过了一会儿，西里安来开了门，他穿着一件很陈旧的米色围裙，身上脏兮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