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没印象，我连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我起来干什么了？”我坐起来，稍一动弹就浑身酸痛，又慢悠悠地原样倒回去，“给我一片阿司匹林。”

布彻尔拉开床头柜，摸出一板药片递给我：“你就是这样，一醒来就要止痛药。”

躺在床上等药起效的时候，布彻尔跟我说了一点最近的新闻，在佩特拉父母的强烈要求下，这个孩子将在这周六下葬，前不久外出的神父周五晚上就会回来，为她主持葬礼，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都受邀出席葬礼。没等他说完，我就说：“你得去，布彻尔。”

“……我害怕，爸爸。”

“恰恰相反，宝贝。他们放弃了，再也不会有人追究这个案子，”我说，“你要亲眼看见她被埋进土里，就像做完事情的最后一步一样，到那时，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又是一个新的噩梦呢？”

我抬起手把他的鬓发别在耳后，看着他那双和我颜色相同、形状却酷似他母亲的眼睛，有一瞬间，就像是预知了命运的全部，因而感到一种平静的悲伤。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起。”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黑发，让他靠在我的胸口上，很长时间，我们都一言不发。我不想对他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词汇，“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明知道这是假话。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果，哪怕它对一些人是好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很糟糕；哪怕你甚至意识不到它存在。

止痛药起效了，耳鸣和头痛都有所缓解，我开始想起之前的事。到了镇警察局后发生了不少事。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后，亨特来保释我，当时布彻尔也在。他们俩站在一起又互相离得远远的，像两个刚打了架又被迫和好的人。离开警局，走在路上，我拒绝了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来要搀扶我的手，但下一刻就眼前一黑。再醒来已经躺在床上。我刚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寒冷的梦，现在已经全无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