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家都不愿出钱，巨额的军饷也只能再从民间榨取了。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合计天下增税一百九十二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就想长痛不如短痛，可是他们没想到，这加饷却丝毫没加到官绅头上，却全部加到了地方百姓的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府乱收耗募，最终从百姓身上搜刮超过了千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十面张网”一天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一天延续下去，再加上天灾，那流民数量真是节节上升，为农民军提供了充足的补充兵员。

也许崇祯皇帝和杨嗣昌也明白这一些，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上了。为了剿灭农民军，他们俩已经红了眼了。

解决了增兵加饷，就要解决另外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十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十位巡抚，由于涉及到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而在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甡等人，也还老成干练。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无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而大战当前，显然必须调换。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杨嗣昌同他的父亲杨鹤都是在天启时期因为不满于魏忠贤的专权而被罢免官职的，本来同东林党人关系并不坏。但在任永平、山海巡抚期间，因为辖区内有人为迁安的原任侍郎郭巩被收入“逆案”呜冤叫屈，他也觉得郭巩确实冤枉，曾为之向朝廷请命。郭巩并没有因此被宽赦，他本人却因此背上了为阉党翻案的恶名。

东林党人最痛恨企图翻“逆案”的人，一律目为奸邪，从此把杨嗣昌打入另册。而杨嗣昌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宁愿为一件小事同东林党人作对到底，决不屈服。

而卢象升出自江南士绅之家，又深受理学熏陶，却是东林一派人。他对于杨嗣昌在服丧期任职和建议加派等作法很不以为然，不时有所表露。这样，两个在当时最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却不能合舟共济。

所以说，党争也确实误国啊！

于是杨嗣昌就选中了两广总督熊文灿。而熊文灿的出名是因为在福建巡抚任上曾经招抚了多年横行海上的著名海盗郑芝龙，后来又在两广平定了大股海盗刘香。所以崇祯皇帝对这个屡建奇功的军事人才一直很注意，特地派亲信太监以到广西采办药材为名，到广东对他进行实地考察。

关于熊文灿的上任也有一些故事：

熊文灿并不知道那名太监是来考察自己的，但招待仍然十分殷勤，送了大批礼物，又大摆宴席，痛饮十日日。

有一天在酒宴上，那太监故意提起了话题，说起了中原流寇总不能平，无人肯为朝廷尽力云云。